∼任職高雄市教師會二周年有感
☉任懷鳴2005.7.22

我來高雄市教師會工作，7月1日剛好滿二年。二年來，可以用「合作愉快」四個字來形容。建洲體恤的說：薪水這麼少，太委曲你了。我說：感謝高雄市教師會收留，讓我免於「中年失業」，何況，做自己愛做的事，又有錢可以拿，只能說夠好了！正明和銘彬對我都很禮遇，和其他同事更是相處融洽！

二年前，原本只答應銘彬來高雄市教師會兼差，沒想到融合學校在92年暑假決定結束，於是，兼差成了正職。二年來，「融合」的朋友一再催促我寫書，總結辦學的經驗，我擬好了大綱、找好了出版社，但寫作卻總是斷斷續續，無法一氣呵成；出版社的朋友三番兩次打電話催稿，我只能陪笑。我必須承認，辦學並不是我的真正使命，儘管辦「融合」時我盡了全力、也樂在其中；同樣的，我也必須承認，我對教師會也沒有無條件的忠誠，儘管這二年我經常在會裡加班工作，延誤原本的寫書計畫。

其實，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恐怕還不是「教育改革」；真正讓我念念不忘的，應該是「建立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那麼重要嗎？

二年前，我剛到市教師會不久，曾大膽的提了一個「南方教育論壇」的計畫（目前，只在教育電台還保有這個名稱），希望促成一個可以「充分討論、真誠溝通」的民間對話平台。第一次聚會時，我就被來的朋友潑了一盆冷水，朋友最主要的意見就是「溝通不會引起大家的興趣」，因為「教育問題已經被談爛了」，還有，「許多人（團體）已經有特定的立場，談有什麼用？」因此，有人建議我：「直接提出改革訴求、步驟、和行動方案，號召同志來加入就是了。」我試著解釋「重建民間主體性」對教改運動的重要，而「經營基層、化解歧見、建立共識」才是整件事的核心；因為，「一個穩固的、常態的民間溝通網絡，未來，才會有一個有效的民間動員系統」。朋友笑我太迂腐，質問我這樣做要花多久時間？我說，我願意花十年來做這件事！（朋友更是大笑！）

幹嘛這麼麻煩？台灣不是連總統都已經民選了嗎？還想怎樣？民主政治就是代議政治。教改，叫「我們選出來的政府」改啊！

嘿，讓我算一算：台灣光復至今（2005年7月）的近60年中，人民「直接選舉」過14次鄉鎮長、14次縣市長、15次縣市議員、9次台北市議員、6次高雄市議員（補選不算）、3次北高市長、1次台灣省長、10次台灣省議員、7次國大代表（含2005年任務型國代）、12次立法委員（含6次增額立委選舉）、以及3次總統。的確，如果用民選的程度看，如今，台灣是真的夠民主了。但是，如果看看我們選出來的「公僕」和「民意代表」都做了些什麼事，我不禁要問：人民是真的做主了嗎？

是的，鄉長、縣長、市長、省長、總統都是人民直接選的，但他們的施政，有多少是真的體恤民意？又有多少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鋪路？公視記者周傳久問得好：高雄市要蓋巨蛋，有問過老百姓嗎？如果知道：蓋一座巨蛋的錢可以讓全高雄市的小朋友十年內通通有公立幼稚園唸，高雄市民會怎麼選擇？政府常說要「為人民服務」，問題是：它服務的到底是哪一種人民？羅興階的紀錄片「往事只能回味」告訴我們：1992年勤翔紡織廠的工會抗爭活動，是台灣第一個、卻也是最後一個資方惡意關廠、還能得到賠償的例子。後來的呢？唉！只能怪你是沒有政治籌碼、又手無寸鐵的「勞方」啊！貢寮的民眾為了拒絕核四、維護家園，流血、流汗、被抓、被關，抗爭了20年，最後還是抵不過統治階層的巨大力量；即使當初反核的在野黨執政了，總統也換人做了，核四，還是要建在貢寮！貢寮反核自救會的護土戰士們縱有英雄氣概，卻也一個個年華老去、逐漸凋零…；面對統治者的一貫立場，貢寮人的悲憤，終究只是一首隨風飄散的輓歌。流著淚看完崔愫欣的紀錄片「貢寮，你好嗎？」，我的覺悟更加堅定。

至於，我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他們又為人民做了什麼？我想，大家應該比我還清楚吧！

有朋友說得露骨，卻也更清楚明白：「公共政策如果只交給官員和民代去管，最後的結果一定是禍國殃民，因為禍國殃民本來就是職業政客的『天職』；一不當官二不參選的普通老百必須發展出參與及監督公共政策的機制，而不只是每隔幾年去選舉投票而已。」

我自大學畢業後投入教改工作，已匆匆過了20年。20年來，台灣換了一次執政黨、換過三位總統、換了八任行政院長、也換過九個教育部長；唯一沒換的，是政府首長的自以為是、是行政機關的官僚習氣、以及官員民代的狼狽為奸。20年來，哪一項真正的教育改革不是在民間的三催四請五威脅之下，官方才心不甘情不願的配合？有時，政府還趁民間不留意，大玩政策唬弄、欺騙百姓的把戲（降低國中小班級人數即是一例）。政客如此膽大妄為，原因無他，民間太弱了！

■台灣還不是「公民社會」嗎？

作家楊照在他的新書《十年後的台灣》中，說了一個十年前他在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國際事務部主任的故事：有一天，《華爾街日報》亞洲區新聞主管來訪，楊照很得意的作了他「國家正常化」的招牌簡報，這位在兩岸三地跑了十幾年的資深記者也很慷慨的貢獻他的心得：他認為台灣最根本的不正常，和中國大陸差不多–就是「政府大、民間小」！換句話說，政府是組織者、政府無所不在，而「民間」只是被組織的材料，體質虛弱、又沒有自主性。楊照故意反駁：「可是，台灣有活躍的中小企業，台灣的經濟奇蹟並不是政府一手創造的…」對方靜靜聴完後卻反問：「請問，台灣的中小企業有自主的組織嗎？他們能主動影響社會或政府嗎？還是，他們只在政府允許或政府管不到的地方，單打獨鬥的做自己的生意、賺自己的錢呢？」

去年（2004年），我也寫過一篇小文章，回顧過去二十年的教改運動：「就像其他新興的社會運動一樣，教改運動在過去二十年曾有過輝煌的歷史，對於台灣『市民社會』的發展，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但是，）不客氣的說，目前的教改已喪失真正社會運動的氣勢和力道，教改的民間形象日益模糊；有的時候，甚至只成為官署誇飾政績的題材。」事實上，學者早已指出：台灣1980年代新興的社會運動（包括：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以及教改運動…等等），的確具有「草根性格」和「公共精神」，但在1990年代政治轉型（國會全面改選）之後，這些社會運動卻逐漸沒落；換句話說，1990年代之後，台灣的政治似乎更民主了，但「公民社會」卻反而萎縮了。很奇怪嗎？

環保運動是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解嚴的前一年（1986年），台灣一下子成立了6個環保團體，到了1990年，更暴增到28個；解嚴那年（1987年），台灣共發生29起環境抗爭事件，而1989年一年內，甚至發生121起。回想那幾年，似乎天天都有環保抗爭的新聞，什麼反杜邦、反五輕、反六輕、反核、反焚化爐、反火力發電廠、反鎘汚染、反這、反那，十分熱鬧！官方疲於應付，立場也節節敗退，妥協、賠償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曾幾何時，台灣的環保運動竟已呈現出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景象…。2003年8月，環保署對台塑公司在屏東縣非法棄置汞污泥做出處置：台塑不僅未被懲處，反而得到政府的處理費補貼九千萬元！結果，報紙只刊出一天新聞、和一篇小小的讀者投書（記得是傅志男寫的），之後，這個足以要求閣員下台的事件就沒有下文了–沒有抗爭、沒有遊行、沒有座談、沒有演講、什麼都沒有！去年（2004年），曾是台灣最重要的環保團體「台灣環保聯盟」的會員代表大會上，就有會員正式提案：「環保團體過去一直被視為民進黨的外圍組織，而民進黨執政四年以來，造成環保運動大退步，面對社會的質疑，環保聯盟需深刻檢討。…集體請辭（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及非核家園委員會）以為環保團體表率，並表現朝環保運動重新開始之決心。」前環保署長林俊義就曾經說過：「環保運動只是民進黨執政的手段。」而林俊義正是當年環保運動的健將！

學者分析1990年之後社會運動逐漸沒落的原因：「當年的社運精英紛紛轉進政壇，做起職業政客，社運團體頓失人才；另一方面，社運團體的焦點也轉移到如何與政黨結盟、如何與政客交易、如何包攬政府工程、甚至側身為政府的附庸…，形成所謂的『政治依賴』的社運模式。」其實，許多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自始就有反對黨的參與，甚至反對黨菁英根本就是運動的主導者；一旦累積足夠的社會資源，「晉身權貴」便是這些政治菁英的必然道路。

對這些政治菁英的行徑，我沒有什麼好批評的，就像野獸會吃人，那是他們的生存法則。只是，我們這些「一不當官二不參選的普通老百姓」的迷夢也該醒醒了：把國家完全交到政客們的手中，根本是自討苦吃。我們也該老實的承認：台灣曾萌發的「市民社會」幼苗，如今並沒有成長茁壯；民間主體性的力量，就算還沒有從人間蒸發，也只能說是「一息尚存」！

英國一個180年歷史的動物保護團體（RSPCA），年預算八千二百萬英磅，有177個分支機構、近500個值勤員工，這個團體甚至擁有社會認可的準公權力，但他們完全不接受政府資助！台灣具有類似實力的民間團體，大概只有「慈濟功德會」，但慈濟一不做公共政策，二不監督政府。在歐洲，一個反戰遊行可以號召30萬人上街。同一個時間，同一個議題，台灣，只有150人。台灣距離真正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還差得遠呢！

■教師會要不要承擔「強化公民社會」的使命？

於是，答案再清楚不過了：台灣要進一步的深化民主，缺的就是一個強大的民間社會（或「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教育改革要成功，並且不被政客唬弄、不被政府矇混，也必須仰賴成熟的公民社會。那麼，到底什麼是公民社會？簡單的講，就是一個「義務的、自發的、有組織的、自給自足的、自治於政府之外的」民間社會（Larry Diamond, 1994）。也就是說，台灣需要更多民眾參與不仰賴政府、有自己主見的公益性團體，而公益團體則需要發展更強的政策能力、以及更有效的組織和動員技術。

去年（2004）3月，總統大選之前，中研院長李遠哲寫了一篇一萬六千字的「關於教育改革的一些省思」，而台大教授黃光國立刻回應了一篇「理性的呼喚–走出台灣知識份子的困境」。黃光國對李遠哲的不滿自然溢於言表，但他對「十年教改」的解釋，卻讓我不以為然。他說「十年教改」是李登輝以迄陳水扁「民粹式改革」的一個環節，我認為這樣說太抬舉李登輝和陳水扁，也太污蔑許多獻身於教改運動的「教改人士」。但我承認，民間團體確實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那就是：「太寄望於政治部門」，或者，某種程度「太向執政者傾斜」。

每當改朝換代，我們這些民間團體總是熱衷於「推薦教育部長」、「推薦教育局長」的戲碼，甚至期待「自己人」能坐上那個位子，以為一旦得到那個位子，就萬事OK。此外，有些民間團體也以「上達天聽」、「引導政策」為能事，以為一旦和「在上位者」建立良好關係，凡事就能省時省力。殊不知，一個民間出身的「光桿教育部長（或教育局長）」進到官僚體系，不是被淹沒在沒完沒了的公文、會議、行程、和人事糾葛中，就是得和有選舉壓力的首長妥協，最後能全身而退就算不錯了，搞得自己裡外不是人的也大有人在。曾憲政、黃榮村都是不遠的例子。至於「上達天聽」能省時省力，更是一種投機取巧的想法。如果不是有個強大的組織逼著政治人物自動示好，今天，政治人物賣你人情，將來他就要連本帶利的討回來（例如叫你做他的政策打手，或叫你的團體做政黨的外圍組織）。你以為天下有白吃的午餐？

教育改革，需要更強大的民間組織，才能對抗統治集團的龐大資源，才能防止統治者的裹脅和收編。而「強化民間組織」有二個層面，一個層面是每個團體強化本身的實力：吸收更多成員、籌募更多資金，延攬更多人才，做出更好的政策研究，舉辦更感人的活動，進行更有效的行銷，安排更綿密的組織運作，設計更理想的行政管理…等等等。「強化民間組織」的另一個層面則是團體與團體之間的整合–不管是議題式的整合，還是組織式的整合，整合的組織叫「協會」也好、叫「論壇」也罷、叫「聯盟」、叫「連瑣店」都沒關係，重要的是各團體之間要能「平等對話、真誠溝通、和充分討論」，塑造出一個互相尊重、實事求是的氣氛，更要有求同存異、相濡以沫的共識。

當然，民間要如何強大，也得看看過去民間作過什麼努力，曾累積過什麼資產，或者，犯過什麼錯誤。1980年代，教改團體都在草創階段（當然，歷史悠久的「教育會」不在此列），在人團法的限制下，許多團體甚至都經歷過「地下組織」時期，因此，當時每個團體的人力財力皆屬艱困。1988年1月底，為了反制長期由官方壟斷的「全國教育會議」，人本基金會、教權會、振鐸學會、主婦聯盟等民間教改團體共同召開「第一屆全國民間團體教育會議」，此為解嚴後民間教改團體的首次串連。1989-1990年，民間全面動員整合，終於成功反制了李煥內閣推動的「十二國教」。1991年，民間發起「救救下一代行動聯盟」，提出改善中小學教育的訴求，並發起「降低中小學班級人數」的全省街頭連署，這是後來「小班小校」訴求的先聲。1992年，民間再度發起「國教變局對策聯盟」，反制政府強力推行「自學方案」，此為後來民間質疑官方「多元入學政策」伊始。1994年，民間發動教育史上最大規模的「四一○教改大遊行」，隨後「四一○教改聯盟」成立，有十五個主要社團參與動員後續的各種活動。「四一○運動」直接促成了1995-1996年的行政院教改會，教改會則繼承了「四一○」的社會力，並吸納了「各界菁英」的參與，因此，有人認為教改會反而是崩解民間力量的肇因。教改會時期，民間擔心教改會解散後「樹倒猢猻散」，促請教改會推動「社區聯絡人制度」，企圖建立基層組織網，但最後並沒有成功；不過，有另外一件事卻成功了，在1995年，由教權會和振鐸學會聯手，通過了謝長廷版的《教師法》；但也因為罷教權和教師工會的爭議，埋下日後家長團體和教師會衝突的種子。1997年，為挽回憲法164條教科文經費保障，民間又成立「927搶救教科文聯盟」，舉辦全國大遊行；搶救不成，便在當年成立常設性的跨社團組織–全國教改協會。而就在前一年（1996年）的7月27日，全台第一個地方教師會在高雄市成立；兩年後（1999年）的1月31日，全國教師會成立。

如今，教師會正站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相對的，歷史也奉送教師會一個寶貴的機會。教師會必須思考：在教改運動的民間性格逐漸模糊、公民社會仍然虛弱的今天，是不是要勇敢的承擔起振衰起弊的使命。擺在教師會的面前有三條路：第一條路是選擇努力壯大自己，也挑起整合民間的工作，並關心各種重大公共議題，積極推動建立成熟的公民社會，就像香港教協、或者當年的波蘭團結工聯。第二條路則是選擇只做教師族群的權利守護者，有人要推民間整合，我們也多少盡一份力量，但只挑和教師權益有關的配合。當然，也有第三種選擇，那就是不作選擇、隨機應變、靜觀其變、以不變應萬變，先守住八萬教師會員再說，反正駱駝死了比馬大，頂著教師會的大招牌，總有人賣面子。幹嘛沒事找事，選一條辛苦的路走！？

■教師會的外部處境

1995年7月14日，《教師法》三讀通過，其中第八章「教師組織」明定教師得籌組三級教師會。1995年底，第一個學校教師會在台北市萬大國小成立。1996年7月27日，第一個地方教師會在高雄市成立。1999年1月31日，全國教師會在建國中學資源大樓五樓召開成立大會，三級教師會於焉成形，也成為「教師衝撞體制後，實踐與展現教師團結的象徵」（施明煌，2004）。教師會發展至今，已整整十個年頭。十年對於許多其他老牌民間社團、或相對於國外的教師組織，台灣的教師會應該算相當「幼齒」。但對台灣的社會變遷來說，十年卻足以天翻地覆、面目全非；想想這十年，台灣換了幾任教育部長、內閣經歷了幾次變動、而台灣社會又遭遇過多大的動盪！教師會自己就不知道辦了幾次遊行抗議活動了！

「幼齒」的另一個說法是「年輕」，「年輕」代表沒經驗，但「年輕」也常常象徵著新潮、進步、理想、和衝勁。「新練的兵會打仗」，許多人對新興的團體是抱著期待的；而2002年的928，教師會也的確正面回應了這種印象。當全教會終於決定遊行，距離遊行日已不到一個月，情況緊急、卻又耳語滿天飛，官方更是不斷放話，輿論也跟著質疑。但還是有不少團體給予鼓勵：「幾十年來，教師第一次聲明自己是勞動階層的一部份，有權利組織工會，並主張應以工會的價值作為教育的新價值，教師也要投入社會、關懷勞動者，這是教師意識的一大進步，也是台灣社會運動史上的大事，值得大眾給予熱烈的支持。」（連結雜誌社工人民主協會籌備會，2002）從後來媒體上的評論看，社會對2002年的教師大遊行，多是正面評價，一時之間，教師上街的節制與教師會動員的績效，立刻在社會上塑造出全新的形象。

但是，好景不常，近兩年社會上的氣氛卻逐漸對教師不利。當台灣的經濟不斷惡化、失業率不斷攀升、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上的怨氣就開始找宣洩的出口，許多人於是成了政府施政不力的代罪羔羊。高科技人士是其中一個，教師則是另外一個。教師縱然還沒得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批評，但「有寒暑假、領十四個半月薪水、18％優惠存款利率、還不必繳稅」的不滿情緒，卻早已充斥人心。

另一個問題是「不適任教師」。2002年大遊行時，家長團體就曾強烈要求教育部積極處理不適任教師，並批評教師會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消極。兩年多來，這個問題仍然是家長、民代的質疑焦點，更是教育部「反制」教師會的籌碼。台聯立委程振隆曾根據他作的問卷調查，宣稱全台灣不適任教師有幾千人，但近五年來，各級學校教評會只解聘、停聘、不續聘一百多名老師，他直接挑明問題在於「教評會的教師代表比例太高，造成『師師相護』！」去年（2004），教育部召開「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研修會議，更演出家長團體退席抗議的局面，理由是「教師會杯葛、對教育部施壓」。今年，「取消教師免稅」的幾場公聽會，許多「家長」和「民間團體」砲聲隆隆，又是同樣的問題！一時之間，教師們個個成了鄉愿，而教師會則成了「不適任教師」的包庇者。

還有更倒楣的，那就是「體罰問題」。這幾年，人本會定時提出他們的「體罰調查報告」，報告給人的印象是：學校是人間煉獄，教室是體罰學生的刑場，而老師們則個個是劊子手。最近，在「各民間團體」的「敦促」下，教育部以及各地教育局更推出所謂「友善校園零體罰」政策，不但開記者會、做「車廂廣告」、甚至還召集校長集體宣誓…。問題是：《教師法》明定教師有「管教的義務」，卻沒有明確的管教規範；明明家長在家都體罰孩子，卻把老師體罰學生當成犯罪；說要「零體罰」，卻又不提出體罰的明確定義，任由人本把「罰站、罰寫功課、不准下課」都無限上綱。但教師會做了什麼？另外做一份問卷，告訴社會「其實體罰並不嚴重」？我不知道，這除了給人一種粉飾太平的感覺，還有什麼更正面的效果？

2004年4月6日，友善校園聯盟的《友善校園宣言》中有這麼一段話：「在台灣的教育現場中，一批批的中、小學生，不見得能夠充份享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因為在課堂上、在學校裡，他們的身體與心靈並不受到尊重，反而常遭到以各種理由加諸身上的體罰。成績不好、沒繳作業、忘記帶簿本、擾亂秩序、破壞校規、制服沒穿好、頭髮太長、老師情緒不好…都可以是施加體罰的原因。……這樣的場景，每天、每時、每刻，經常性地發生在台灣的校園中，由於它太平常了，校長、訓導人員、教師、家長、甚至社會大眾都成了共犯結構的一環，不是麻木不仁，認為體罰不算暴力，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覺得這是不得已的管教手段。」面對這樣義正辭嚴的控訴，「教師會的沈默」給了社會一個什麼印象？

■教師會的內部危機

今年（2005），高雄市教師會的暑假幹部研習，刻意安排了一場「和全教會新任理事長對話」的座談。為了考考新理事長的臨機應變，我們幾個會務幹部事先準備了三道題目。其中第三題就在問全教會：「如何化解各級教師會的組織危機？」這些危機包括了：「1.學校教師會喪失組織活力，許多學校常常選不出會長，年輕會長又缺乏組織經驗，以致會務渙散。2.地方教師會與學校教師會逐漸脫節，基層教師常抱怨：不知道地方教師會在做什麼？3.部分地方教師會面對全教會，存在山頭主義，對全教會不能真心效忠。全教會對地方教師會既無道德約束力、亦無實際制裁力。」楊秀碧副理事長、以及因主持理監事會晚到的吳忠泰理事長都花了不少時間回答這個問題，參加的學員似乎也很滿意。

去年（2004），施明煌寫的那篇《繁華的廢墟–遇見未來》有另一個嚴厲的批判：「自2002.9.28的大遊行後，迄今全國教師會幾乎是站在原地不動，在面對未來發展也提不出具體主張與累積以教師為主體的論述，更忽略了教師組織最重要的『運動性格』資產，讓『運動能量』來自地方教師會在現實中流失，…。而除了…，我再也看不到全國教師會的內部自我批判與反省。」基本上，我同意施明煌的分析，「三級教師會的組成」只能說是台灣過去幾十年「教師運動」的一個初步突破；未來，包括「完整的勞動權」、「充分的專業自主」，教師還有更大的戰場要奮鬥。更何況，目前三級教師會的體質仍不健全，部分地方教師會甚至表現得「不答不七」、「東倒西歪」（施明煌語）。教師會不進步，就是一種退步！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教師會能不能堅守「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的立場？非政府組織的基本立場就是：一不作打手、二不被收編、三不被摸頭。要做到這三點，恐怕就得表現得更有骨氣，不要動不動就要向對手（政府、民代）伸手。所謂「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還記得之前我提到的那個年預算8200萬英磅的英國動保團體嗎？施明煌（2004b）說得好：「非政府組織是社會公民力量的集結，實現公義社會的理想。主要在約制國家（政府、公權）、企業（市場、資本）無限發展的第三力量（第三部門）。這股力量很像武俠小說中的武林世界，踏入江湖的人都是英雄豪傑。」而教師會能不能成為第三部門的俠客，不要「非政府組織」最後變成人人諷刺的「爛組織」（No Good Organization，拿社會或政府的資源，卻未替人民服務的組織），恐怕得看各級教師會領導者的智慧和魄力了！

最後一個問題是組織的「經營績效」。彼得．杜拉克在他的《非營利機構的經營之道》指出：非營利機構最常有的缺失便是「缺乏績效概念」，相反的，營利機構的績效概念很清楚–賺錢、利潤。杜拉克認為非營利組織要提高「經營績效」，應該問自己三個問題：「1.工作內容是否符合機構使命（目標）？2.資源是否投注在恰當的成果上？是否只重「道德目標」而忽視「經濟目標」（以有限資源獲取最大成果），以致資源浪費？3.工作成果是否符合機構訂定的標準？」教師會（三級教師會都一樣）常犯的錯誤就在：「把個人（領導者、或工作幹部）的目標誤認為機構的目標」，導致「教師會成了個人權力的競技場」；又因為缺乏明確的績效標準，也造成有些幹部整天大談理想，成果卻禁不起檢驗。施明煌（2004b）總是一針見血：「理想是失敗的藉口，是權力的化身。」

簡單作個歸納，教師會有四個主要的危機：1.「高層與基層脫節、組織渙散」，2.「未能提出新階段的使命、目標、和方向的論述」，3.「獨立自主的立場不堅」，4.「缺乏績效概念」。

■近距離看高雄市教師會

成立地方教師會，高雄市教師會跑第一；全教會統計（92學年），高雄市教師會教師入會率全國最高；有碩士論文（謝碧瑩，2004）指高雄市教師會的財務狀況是各地方教師會中最好的。我想，以上的描述大體客觀公允。除此之外，我還看到幾個高雄市教師會優於各地的表現：例如，我們有「生態教育中心」，不但為高雄市教師會樹立不可動搖的公益形象，也儼然有台灣環保運動新盟主的架勢。高雄市教師會的理想性格和企圖心，也表現在這兩年的變化上：例如兩年前成立「教學研發中心」，企圖建立教師會「領導教育專業」的新品牌；又例如，去年為了推動教師工會，不但編寫了「教師工會答客問」手冊分送全國、舉辦「教師工會辯論賽」、參與「五一勞工大會師」升旗典禮、協助成立「高雄市教師工會」、甚至還主動促成今年的五一「工教聯合」大遊行，這些都已經超越一個地方教師會的基本職責。

其他縣市教師會，我不那麼清楚，但高雄市教師會的另外幾個現象也值得讚許。第一是「財務獨立」：會務辦公室是自己租的、七位借調老師的代課鐘點費是自己出的、祕書是自己花錢聘的。第二是沒有「派系鬥爭」的問題，當然，這和前兩任理事長是革命元老有關，其實也和前後幾任理事長不錯的領導能力有關。第三，有「培養後進、規劃接班、甚至集體領導」的努力，雖然成效還不算太好。第四、已開始著手進行「強化基層連繫」、「活化組織運作」的工作，未來，當然還需要更細緻的規畫。

客觀的講，高雄市教師會有承擔大任的潛力，但距離振衰起弊、領導群倫，其實還有一段落差：

第一，前述「高層與基層脫節、組織渙散」的問題，高雄市教師會也有。雖然，每個月一次的理監事會、會長工作會報、以及每二週一次的會務幹部會議，已經算是夠正常的幹部運作。對會員，有每月發行二次的電子報、和每季發行一次的期刊，也不能說不綿密。但「不知道市教師會在做什麼」的聲音還是可以從基層老師的口中聴到，學校教師會「找不到人願意當會長」的問題很普遍，學校教師會「會長沒經驗、會長不積極」的現象也時有所聞。這些問題，市教師會都應該扮演更主動積極的角色來協助克服，而不只是一味的批評學校會長不夠努力。

第二，人力和財力都有待加強。目前，市教師會有四個業務部門、一個祕書處，包括理事長、副理事長，共 14個全職幹部（其中有2個是退休老師擔任的義工），平均每個部門不到三個人，以目前的工作量，只能一個人當兩個人用。事實上，比起一般上軌道的工會，市教師會800元的會費只能說是小兒科，例如，中鋼工會的會費是月繳150元（合計一年1800元，聴說還要調漲），中華電信工會的會費是月繳「薪工資之千分之三」，中華郵政工會是月繳「薪工資之千分之五」。人力是需要購買的，人才更不可能只寄望永遠有人犧牲奉獻。如果，高雄市教師會想成為一支有戰力的隊伍，正規軍絕對是必備的。

第三，績效標準有待建立、幹部紀律有待加強。暑假（7月11日），市教師會召開臨時理監事會，吳建洲理事提案要求：以後開理監事會，理監事不可遲到，否則要罰款。大家必須承認：教師會的革命時代已經過去，早期的革命氣氛已不存在，要期待每個幹部展現熱情、以及自動自發的精神，必須運用新的策略。其中之一，我認為是「提供幹部（甚至會員）更重大的使命、更崇高的理想」以及「對幹部（甚至會員）要求更多的付出」，另外一個則是「要求幹部制定明確的績效標準」。

英國前《工人日報》資深編輯海德（Douglas Hyde，20年共產黨齡，1948年退出共產黨，轉而投身天主教會的人才訓練）在他的名著《獻身與領導》中，談到共產黨為什麼組織強大的原因，那就是「每個黨員都願意為了組織獻身」，他說：「如果一個組織的成員，大多只是半心半意的人，對組織的活動漠不關心，或參與的態度被動，那麼新加入的成員很快也會採取同樣的態度。如果一個組織對成員要求的犧牲很少，成員也就覺得自己對組織沒有付出重大犧牲的責任。果真如此，參加組織的人就可以原諒自己，認為敷衍苟安是正當的事，這就是組織自生自滅和後繼無人的主要原因。」接著，他又針對天主教教會的渙散提出批評：「…在這樣的環境中，自私和被動的教徒會與日俱增。他們脆弱的信仰、缺乏熱忱獻身與自動自發的精神，便塑造出一種廢弛的教徒形象。如此一來，便造成惡性循環，慷慨大方、熱忱奉獻的人是不會來的。」教師會會不會也陷入這種惡性循環？實在值得大家警惕！

第四，幹部的能力需要加強，或者，要找有能力的人當幹部。人才對組織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明白，而「培養人才」、「發掘人才」、「知人善任」更是領導者最重要的工作。海德在《獻身與領導》中也強調能力的重要：「只有一個由熱忱的黨徒所形成的組織還不夠，犧牲、獻身、與熱情本身也不夠，這只是一個起點。…還必須加上準備、訓練、以及陶冶的工夫。」不過，經驗告訴我們，「訓練幹部」其實遠不如「找幹部」來得實際，沒辦法，有些東西就是無法訓練！就像那句廣告詞：「我們不訓練員工親切，我們找親切的人作員工。」找幹部，不能「撿到籃子裡的都是菜」！除了工作能力，還有一點也很重要，海德說：「如果你想在工作崗位上，做個有影響力的人，你就應該在自己的職務上表現得出類抜萃。」換句話說，教師會幹部本身教學的專業做不好，對會員來說，是缺乏說服力的。

■運動需要「自我犧牲」的人格典範

最後，談一下「人格典範」。我說的不是那種「做之君、做之師」的典範，而是社會運動者（不一定是革命者）的「典範」。如果，大家覺得教師會終究要做社會運動，我想總得有一點心理準備。

先說一個故事：陳文茜年輕時參加反對運動，曾訪問一位女性的民主前輩–張博雅的媽媽、前省議員許世賢。談到1960年代她曾經積極參與當年雷震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許世賢回憶：當後來得知蔣介石已經下令抓人，外頭一片風聲鶴唳，但她還是力主按計畫組黨，逼國民黨表態。不久，同是省議員的老前輩李萬居跑來勸許：「明知道山坡上有石頭掉下來，你為什麼還要故意走過去讓石頭砸？」許聽了很生氣，她認為這些自詡民主人士根本是在兒戲，許世賢質問：「難道以為在台灣組黨可以不必付出代價？」後來，陳文茜擔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也曾經斷言建國黨不會成功，因為建國黨根本沒有專職黨工，他們都是大學教授，「連個學校教職都不願意犧牲，能成什麼氣候？！」

不要誤會，我沒有要誰辭掉教職的意思。事實上，現在當然已經不是當年的革命時期。我只是想表達：對一個想改變社會的運動團體來說，成員某種程度的自我犧牲，絕對是避免不了的，問題是誰要先犧牲？我想，領導者應該要有覺悟。

記得二年前（2003）的3月、4月，為了賄選議員仍留任議會，高雄市幾個民間團體開始推「反豬仔議員運動」。有一天（記得是3月31日），大伙在市議會大門前拉白布條、演行動劇。活動結束後，大家開始談後續的方向，當時我提議應考慮進行「罷免連署」。而扮演精神領袖的曾貴海醫師卻不同意，他認為：「目前公民意識薄弱，到時候必須投入龐大人力，太辛苦也太困難。」這時，李佳燕在一旁悄悄問我，到底我認為這場運動的目標是什麼，但她也立刻自己回答是「公民啟蒙教育」。回家之後，我寫了一封mail，告訴大家我的想法；並質問：當初在麗尊酒店的記者會上，不是有個轟轟烈烈的主題叫「公民不合作主義」（Civil Disobedience），那不正是要號召民眾？教育民眾嗎？怎麼可以因為「太辛苦」而打退堂鼓？尤其是領導者。記得當時在mail中，我還拿根政夫婦「決定終生作頂客族、獻身環保運動」當作例子，來強調運動多麼需要「犧牲的典範」。再說，「辛苦」又算得了什麼犧牲？不過，當時我只是個來插花的無名小卒，「提議」已經是我能做的最大貢獻了。

犧牲，不一定是要流血，但流汗恐怕是躲不掉的；也不一定要拋家棄子，但犧牲時間恐怕是最起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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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話說得太多了。我的觀點也不一定都對，各位儘管批評指教就是了，不但為了我好，也是為了教師會好！

∼2005.7.26三修